威斯敏斯特机制的不成文法则表明，在缺乏抗衡力量的情况下，权力倾向于财政部。
执政议程可以在唐宁街10号确定，但首相很少有像财政大臣手中的钱袋那样直接而深远的控制工具。
这就好比是凯尔•斯塔默(Keir Starmer)严肃地宣称需要艰难抉择，而雷切尔•里夫斯(Rachel Reeves)取消了数百万养老金领取者的冬季燃料补贴。立场上没有差异，但影响上有明显的差异。
昨日，数十名工党议员在下议院投票反对削减开支时投了弃权票，他们的争吵是针对财政部对首相宽松处方的精确执行。就议会叛乱而言，它是温和的。政府的鞭子赢得了胜利。但是，对于一个承诺在好时光到来之前要付出更多努力的政府来说，在旅程的早期就出现如此多的不安，并不是一个好兆头。
异议被推迟，而不是被消除。工党议员已被告知，不要指望在紧缩的决定上有任何让步，但长期的反弹可能仍然需要为最贫困的养老金领取者提供缓和措施。
除了对政策的吹毛求疵外，人们还对政府传达的信息的语气感到不安。工党议员承认，严峻的保守党遗产要求与选民进行严肃的对话，但希望气氛音乐能少一些丧葬。
本月晚些时候的党代会将做出基调调整。工党领袖的主题演讲必须是乐观的，把短期的困难安排在一个指向更幸福前景的叙事弧线中。
但是，政府的命运与其说取决于斯塔默在利物浦说了什么，不如说是取决于里夫斯六周后对她的第一份预算做了什么。
这一固定套路——将所有经济政策制定例行地汇集到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——是财政部权力的主要来源。它迫使其他内阁部长在财政大臣面前进行数周的恳求。然后，她会在威斯敏斯特的日历上留出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来决定下一年政治辩论的条款。
这种模式已经融入了英国的政治惯例。在现政府中，有三个因素加剧了这种情况。
首先，对预算纪律的承诺是工党在反对党选举中扭转命运的支点。这是赢回公众信心的运动的核心。这让里夫斯成为宣言承诺的守门人，并让影子财政部团队在上台之前就占据了结构上的首要位置。
其次，斯塔默不是经济学家，他很乐意委托别人处理数据。这不是失败。那些试图成为自己的总理的首相会陷入困境，并最终与他们任命的人进行斗争。管理上的超然是斯塔默的长处之一。他仍然是工党政治策略的制定者。但没有人会想到，像削减冬季燃料补贴这样的措施会从唐宁街10号的一个抽屉里冒出来。
这是财政部头脑的典型案例。这是一种臭名昭著的综合症，它导致英国政府最聪明部门的聪明官员发现，在电子表格上看起来很巧妙，但在现实世界中却很愚蠢的成本节约措施。(一个著名的爆发，以对热外卖和静态大篷车征收增值税为特征，导致乔治·奥斯本在2012年的“无所不包”预算的瓦解。)
“财政头脑”指的是对任何有望立即为财政部带来现金的行动抱有偏见，对任何会招致前期成本的提议持怀疑态度，并以未来某处假想的收入为理由。
有时候这种谨慎是合理的。但它不利于在无法量化的公共产品(比如预防性医疗或囚犯改造)上进行长期投资和支出，而这些产品可以通过减少社会衰退的支出，为未来的财政大臣节省资金。
这指出了未来几年美国财政部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第三个原因。无论斯塔默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还能做些什么，本届议会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相互竞争的压力所定义——堵塞公共财政漏洞和修复公共服务。
这种困境主要是托利党管理不善遗留下来的，但工党在选举前的税收和支出承诺加剧了这种困境。里夫斯默许了预算限制，这是保守党财政大臣设下的陷阱，他预计自己会在选举中落败，而且知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是别人的问题。
史塔默计划的未来历史学家可以讨论，为了消除选民对工党挥霍无度的担忧，这种妥协是否必要。我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计划奏效的情况。没有人知道，如果一份宣言承诺扭转杰里米•亨特(Jeremy Hunt)削减国民保险的政策，或者保留提高所得税的选项，人们是否会说同样的话。
里夫斯的盟友有权对批评者感到沮丧，因为他们的替代计划相当于旧建议的变体，不要从这里开始。人们很容易对任何一项具体措施吹毛求疵，哀叹每一次削减的残酷和短视。我们也很容易假设，在某个地方潜伏着一个更值得攻击的目标。说这个人应该是谁是最难的。
但冬季燃料削减也招致了工党议员的批评，他们想忠于里夫斯和斯塔默。他们的抱怨是，这破坏了政府想要讲述的一个故事，即把最大的负担放在那些“肩膀最宽的人”身上。的确，很多富有的养老金领取者，其中包括百万富翁，不需要每年的能源补贴。但仍有较贫穷的人这样做。
这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。没有足够的超级富豪来征收所有必要的税收。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别人的肩膀看起来比自己宽，并怨恨他们分担的负担。里夫斯承诺不会动用国民保险、所得税、增值税、公司税等提高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。
默克尔也可以借更多的钱，在她为自己起草的财政规则的细则中保留一些灵活性。但这是有限度的，没有人愿意去探究它。在高度动荡的时期，财政部对某些意外冲击引发全球债务危机的病态恐惧并非不合理。
因此，将会有大量的资金通过削减，最终不得不扭转或减轻特设补偿。财政部的大脑会想出无数繁琐的增税方案，带来意想不到的反常后果，把目标群体推向疯狂，造成的政治损害与所征收的税款不成比例。
曾愉快地将经济政策委托给英国首相的斯塔默，将发现自己要花大量时间处理唐宁街10号之外的争吵。尽管他致力于政府的长期战略模式，结束他所谓的“膏药政治”，但他已经签署了一项财政战略，可能需要经常使用这些策略。
大家都说，斯塔默和里夫斯有着稳固健康的职业关系。在未来的几年里，它很可能被证明是有弹性的。但它将在一股巨大的机械力量下接受压力测试，这种力量曾导致许多首相和总理之间的合作关系破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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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斐尔·贝尔是《卫报》专栏作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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